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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什么东西导致了海德格尔认为自己首先重新开启了存在问题？事实上，是东方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有无相生的思想。据相关史料，海德格尔曾尝试与华裔学者萧师毅一起合作翻译《老子》。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写于1943年的文章，题为“诗人的独特性”，探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诗作的思想意义，文中引用了《老子》第11章论述“有无相生”的观点。

海德格尔创新性地提出：存在者自身的存在不“是”存在者。虚无也是存在的特征。因此，“存在的意义”问题同时也是对“无的意义”的探寻。但此种虚无既非绝对的空无(empty nothing)，亦非无意义的无(nugatory nothing)。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虚无：同一”之“无”是“存在之无”(the Nothing of Being)，“无”从属于“存在”。

有趣的是，海德格尔也受《老子》启发而结合“有”与“无”的关系引申到对存在的思考。但海德格尔后期更加重视对“无”的讨论。海德格尔和老子在话题上另一个切近是对语言的关切。语言问题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大核心问题，海德格尔的语言直接与存在相关，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存在的本质；老子的道言则直接与道相关，道本身就有道说之意。

除有与无及语言的问题外，海德格尔和老子也关切人的生存状态。近现代人类被卷入一个处处是机械的技术世界，大有被现代技术和文化异化的危险。中国的老子和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人在这种处境里的尴尬。老子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观点。海德格尔自己作为一个诗性的思想者，在对现代技术社会忧心忡忡的境况下，很欣慰地遇见了老子这位“同道中人”。

中国有儒家、道家以及释家三大文化支柱，而释家正是文明互鉴的结晶。佛教进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历程中，经过“格义”等一系列改造，将注重语言的印度文化规则，转换成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中国文化规则，最终创立并形成了中国的佛教——禅宗以及相关的禅宗文学与文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而中国禅宗又传入日本，最终影响全世界，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

文明史实证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因为与阿拉伯的文明互鉴而兴起的。阿拉伯人不仅将阿拉伯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科学、文化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而且还将中国、印度、波斯的科学文化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若没有阿拉伯学者的努力，伽利略几乎没有可能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更不能与亚里士多德进行跨时空的对话。

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四川大学学位委员会文科主席，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多个项目，CSSCI辑刊《中外文化与文论》主编，国际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ESCI，劳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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